【作者简介】
高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与交流学院教授、博导，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研究领域：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比较文学。出版学术著作《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2016)、《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散论》(2021)、《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2013)、《小说、诗歌与戏剧探寻之旅——英语文学导读》(2013) 与译著《到灯塔去》(2021) 等；在A&HCI、权威和一级期刊发表论文近70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 与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研究” 2项，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内容摘要】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从地理、文化、生活、政治、宗教多方位描写伦敦，表现了伦敦的景观、意蕴和本质。以中国诗学的 “情景交融” 范畴为参照，可发现物我合一、形神合一、言外之意的 “情景交融” 观念在伍尔夫的创作思想中有自觉阐发，其源头是她的全球化阅读感悟。《伦敦风景》中6篇随笔均体现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融会贯通的特性，其景、情、意层层递进且水乳相融，多层次展现伦敦的形貌、脉络、精神、首脑、情性和生死，揭示伦敦作为大都市的生命情志。其多元境界融合相通于中国诗人王昌龄所提出的 “物境、情境和意境” 说，兼具由表及里的深度和超然物外的高度。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伦敦风景》；情景交融
1931-1932年，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 接受伦敦《好管家》杂志的约稿，创作了6篇关于伦敦的随笔，它们此后汇集成《伦敦风景》（The London Scene, 1975)出版。它们既是生动翔实的导游手册，娓娓道出伦敦的街景文化和政治宗教；又是温润如玉的经典散文，为伦敦抹上情感和想象的温度。它们透过对伦敦码头、牛津街、伟人故居、下议院、私人住宅、大教堂的描写，展现伦敦的形貌、脉络、精神、首脑、情性和生死，揭示伦敦作为大都市的生命情志。
这组随笔代表着伍尔夫创作的新高度，即情景交融的诗意高度。在此之前，伍尔夫已经完成了从《远航》（The Voyage Out, 1915)、《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的再现模式向《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1922)、《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1925)、《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和《奥兰多》（Orlando, 1928）的表现模式的转向，而1931年出版的《海浪》（The Waves）表明伍尔夫正在走向另一种全新模式，即诗意模式。诗意模式的主要特性是情景交融，而情景交融正是伍尔夫同时期发表的有关伦敦风景的6篇随笔的主导特性。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系列随笔，窥见伍尔夫对诗意模式的原创性建构。
国内外学者对《伦敦风景》的研究极少。现有的讨论或者聚焦女性主义视角，指出《伦敦风景》揭示了伍尔夫 “作为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经历”（Squier 3)，或者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切入，指出其中的两篇随笔《伦敦码头》和《牛津街之潮》分别体现了伍尔夫的两种主导创作风格：“源于深情和目的性的写作” 和 “源于文字组合的感官愉悦性的写作”（Caughie 120)。这两位学者的分析细致人微，探讨了伍尔夫这一系列随笔的主题和风格，但并未阐明它的原创特性。伍尔夫对伦敦的描写是全方位的，物质的、视觉的、记忆的、想象的、历史的、人文的一应俱全，重点表现了她对伦敦的 “物景” 描绘，“情感” 回应和言外之 “意” 的融会贯通，体现了高超的创作技法。
我们将以中国诗学的 “情景交融” 范畴为参照，阐明伍尔夫的技法与意蕴。
一、伍尔夫与“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 指称文艺作品中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融会贯通的特性。“情” 指称作者的情感，“景” 指称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物景和场景，两者既独立又融合，其交融体现在主体情感与客观物景 “神与物游” 的审美体悟过程中，最终达到 “意与境会” 的诗意境界。
“情景交融” 是中国诗学的重要范畴，在历代诗学的发展中，其 “物我合一” “形神合一” “言外之意” 的深层内涵逐步得到揭示。先秦时期，庄子的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的齐物论思想为它提供了哲学基础（顾祖钊 163)，而孔子的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丘 302）则是情景交融的典型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情景” 范畴获得发展，陆机的 “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03)，刘勰的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303)，均强调了 “情景交融” 中 “物我合一” 内涵，即：创作者的情感和心境与他的所表现的物象相融为一。宋朝和明朝时期，诗话发达，情景交融作为艺术创作的上乘技法得到大力推行，比如范晞文赞叹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诗句是 “情景相触而莫分” 的范例，进而提出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306）的创作原则；谢榛指出 “夫情景相触而成诗，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时不拘形胜，面西而言东，但假山川以发豪兴尔”(306)；李维桢认为 “触景以生情，而不迫情以就景”(307)，他们重点阐明了 “情景交融” 中的 “形神合一” 的特性，即：艺术形式既要符合 “事物” 本身的特性，又要投合创作者本人的性情。到清代，艺术家们进一步强调了 “情景交融” 旨在表达 “言外之意” 的思想。比如李渔指出，情景交融的终极目标是 “妙理自出”(309)，王夫之提出 “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310）的创作标准，阐明达情绘景以传神的文艺创作宗旨。总之，“情景交融” 作为一种广泛运用的创作技法，其物我合一、形神合一、言外之意等内在意蕴在两千年的中国诗学发展史上逐步获得了深人的提炼。
伍尔夫对 “情景交融” 的领悟是在广泛阅读数百部英国、古希腊、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中国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获得的。她曾撰写长篇随笔《小说概观》（“Phases of Fiction”，1958)，将欧美小说划分为写实的、浪漫的、人物刻画的、心理的、讽刺奇幻的、诗意的等6种类型，她最推崇诗意小说，并将诗意小说的主要特性概括为 “情景交融”。她指出伟大作品都是以独特方式传达生命诗意的，比如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1828-1910）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诗意源自其深沉而热情的 “情景”，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的诗意源自其极具想象力和象征意蕴的 “场景”（Woolf 1958：137-139)。她在随笔中陆续描述了自己对 “情景交融” 的领悟：
第一，物我合一：“石楠并不重要，岩石也不重要，可是当诗人的眼睛看出石楠和岩石所能表达的彼此间活生生的关系之后，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表现了一种与人类的生命共存的美，因而其意义是无穷的......”（Woolf 1977：51）也就是说，只有当 “石楠之景”（物景）与 “诗人之情”（情感）融合时，艺术的美和生命的诗意才能表现出来。
第二，形神合一：“如果闭上眼睛，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小说似乎就是一个与生命有着某种镜像般相似的创造物，尽管带着无数的简化和歪曲。不管怎么说，它是留存在精神目光中的一个形体结构，时而呈方块状，时而呈宝塔形，时而伸展出侧翼和拱廊，时而就像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坚固结实且带有穹顶...... 这一形体源于某种与之相应的情感”（Woolf 1957：74-75)。也就是说，伍尔夫相信，作品的形式与作者的情感精神是合一的。
第三，言外之意：伍尔夫相信，文学是这样一种艺术，它“运用语言中的每一个文字，分清它们的轻重，辨认它们的色彩，聆听它们的声音，把握它们的关系，以便使它们相融...... 寄托言外之意......”（Woolf 1942：223）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形、色、声的最终目标是传达 “言外之意”。
“情景交融” 本质上是一种深切的创作感悟和上乘的创作技法，和伍尔夫同时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对此都有所领悟。比如，后印象主义者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 就将创作者与表现对象和表现形式的合一视为最重要的创作特性：“我所画的每一笔触，就好像从我的血流出的，和我的模特的血混合着，在太阳里、在光线里、在色彩里，我们须在同一节拍里生活，我的模特，我的色彩，和我...... 各物相互渗透着”（赫斯 26)。伍尔夫的好友，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Fry，1866-1934）明确指出，每一位伟大艺术家所做的事是 “他以自觉的深思凝神观照事物。他看待事物时已经抛开了一切个人利益。他从事物本身及其关系中寻找形式原则，寻找某种有形的基调，既投合他的性情，又对他有特殊的意味。他将它们画下来，以便使这一特殊的意味变得更清晰”（Fry 399)。弗莱揭示了艺术形式既符合 “事物” 本身的形式关系和原则，又投合创作者本人的性情的 “物我合一” 和 “形神合一” 特性。伍尔夫对 “情景交融” 的领悟与塞尚和弗莱相通，她将自己的领悟完满地体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伦敦风景》便是例证。
二、 《伦敦风景》中的景·情·意
《伦敦风景》中 “情景交融” 的主要特性是：每一篇随笔都包含景、情、意三层内涵，表现以景传情、以情达意的主客交融过程。
她在《伦敦码头》（“The Docks of London”）中描绘了伦敦形貌，揭示伦敦市貌显现了人类的需求。
她首先引领读者乘船沿着泰晤士河向伦敦码头进发，并着重描写了 “伦敦塔桥” 的巍然景观：“当我们接近塔桥时，这座威严的城市展露出迷人风采。建筑物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天空布满阴沉的紫色云朵。穹顶隆起，教堂日久年深的白色尖顶与工厂尖细的、铅笔状的烟囱林立...... 我们站立在厚重的、令人生畏的、古旧的石头围墙跟前——那儿曾鼓声震天，人头落地——踏上了伦敦塔。荒芜之地绵延数英里，如同蚂蚁似的人们在这里活动......”（伍尔夫 7-8）这是一种全景观照，既是物质的、历史的，也是人文的。我们不仅看到伦敦密密麻麻的建筑、教堂、工厂在云朵映衬下的壮观气势；而且透过古石墙斑驳陆离的印痕，联想它悠长的历史；还可以遥望绵延的荒地，感慨千百年来伦敦人生命历程的恢宏、悲壮和渺小。
然后她引导我们观看伦敦码头装卸货物的繁忙景象和四周高楼林立的景观，将一丝感悟导入我们心中。无数船只从全世界的平原、森林、牧场中采集到的货物，都从货舱中被搬上岸，放到应放的地方。“每种货物存在的意义都十分明确，货物运输的全过程都表现出预见性和意向性，似乎想通过秘密途径提供美的要素...... 于是美悄然而至。吊车抓举、旋转，在惯常操作中蕴含着一种节奏...... 人们通过它们看到了伦敦所有的屋顶、桅杆和尖塔......”（10-11）在这里，码头景观变成了激发思想的导线。卸货与安置的过程，让我们意识到货物的作用早已有预设：正是码头上的无数货物，构建起伦敦的壮丽美景。这段描写超越了码头与货物的物质形貌，将其升华到伦敦壮美的构成元素。伦敦码头（景）和伦敦遐想（情）融为一体。
最后，言外之意飘然而至。码头的繁忙和伦敦的壮丽的原动力是人类的生存需求：“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口味、时尚和需要——才使吊车不停地抓举和旋转，才使所有船只远洋而来。我们的身体就是它们的主人”（13)。我们身体的需求是伦敦的市貌和繁荣的内驱力。身体与货物构成不可或缺的循环链：身体将物品从世界各地召唤到码头，经历复杂的分配、制作和消费过程，最终伦敦遵循身体的需求展现其独特的美。伦敦巍然矗立，而身体藏于其中。
伍尔夫在《牛津街之潮》（“Oxford Street Tide”）中描绘伦敦的脉络，阐明它是人类欲求的物化。
伦敦川流不息的内在脉络是由街道构成的。就像人的血管一样，街道是流动的、鲜活的、代谢的。伍尔夫从视觉、触觉、听觉、记忆等多视角展现牛津街的 “景象”，描写它的勃勃生机和喜怒哀乐。琳琅满目的物品、讨价还价的喧闹、车水马龙的繁忙、豪华富贵的建筑、离婚自杀的悲剧，以及街角那只可爱的小乌龟和充满爱心的女士，在这幅看似杂乱的拼图中，声、色、景具现，在流动态势中呈现伦敦的活力、忧伤和温馨。
在活力四射的物品、买卖、建筑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的欲望和冲动。每一周的某一天，人们都会看到牛津街在工人镐头的敲击下消失，“我们建造房屋只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根据自己的期望把建筑物推倒重建。创造和富裕均源自冲动”（22)。从高楼的毁灭和重建中，我们感受到时代的轻浮、炫耀和仓促，也感觉到人类的欲望和冲动。
言外之意就隐藏在牛津街的浮华和更替之后。“成千个声音在牛津街大呼小叫，全都那么紧张，那么真实......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 生活是一场战斗......”（24-25)。生存压力是牛津街活力的真正激发剂。无数人的生存欲望和炫耀冲动构成了牛津街的繁荣和更新。
在《伟人故居》（“Greet Men's Houses”）中，伍尔夫描绘了伦敦精神，阐明它是伟人气质的印痕。
伦敦的精神和想象力刻录在伟人故居之中。伍尔夫从传记、感受、想象、视觉、审美等视角切入，描写伟人的故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简陋嘈杂的房间里，源源不断地写出 “英雄崇拜论”。“卡莱尔在高高阁楼的天窗下呻吟，他坐在马鬃椅上与历史角力时，一道黄光从万家灯火的伦敦射到他的书稿上。手摇风琴喋喋不休地嘎嘎作声，小贩声嘶力竭地叫卖......”(31)。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 在一贫如洗的房间里写下了优美的《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我们走进济慈居住过的那座房子时，一片悲凉的阴影似乎笼罩了花园...... 在这里，受到四周祥和宁静氛围的吸引，夜莺前来吟唱”（34-35)。
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对照中，卡莱尔和济慈不同的生命价值观昭然若揭。卡莱尔的房间像 “一片战场” (32)，充斥着劳苦、拼搏和争斗；济慈虽然生命短暂，“却有一种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英雄气概” (36)。
而伟人的辛劳与奉献，让我们感受到了言外之意。伟人是那些将我们引领到山顶，让我们看见整个伦敦，乃至整个世界的人：“无论何时，此处都有魅力无穷的亮丽风景线” (37)。伟人故居刻录下的印痕，铸就了伦敦精神。
伍尔夫在《国会下议院》（“This is the House of Commons”）中描绘了伦敦的首脑，阐明它是公众意志的体现。
国会下议院大厅的 “景象” 是从历史、理性、政治的视角描写的，除了权杖和议长的假发与衣袍，它既不华美壮观，也不庄严肃穆；议员们的决策代表公众的意志，国会下议院大厅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下议院的议员们在议会厅落座，处理国家公事...... 权杖是我们的权杖，议长是我们的议长......” (54)
人们感悟到：伟大政治家的雕像之所以竖立在下议院大厅门口，不是由于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他们为国家做了贡献。“这些相貌平平酷似生意人的人们是负责制定法律的，直至他们的红面颊、高礼帽和格纹裤变成尘土和灰烬时，这些法律继续实施” (59-60)。
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这样的深意：议员们代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因而他们的雕像只是一种象征，与具体的个人无关。“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时代已经过去...... 让我们把这个世界重建成宏伟的大厅，让我们不再塑像，不再为他添加无法具备的美德” (61-62)。
伍尔夫在《一个伦敦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Londoner”）中描绘了伦敦的特性，阐明伦敦生活的常态。
她以全景聚焦模式，将伦敦普通人的生活“景象”浓缩为克罗夫人和她的会客厅。伦敦的特性体现在伦敦人的活动和交往中，它是由无数个克罗夫人用充沛的精力在伦敦私人住宅中编织出来的，它们构成巨大的网络，将互不相干的人们联结成一个整体。“伦敦的私宅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克罗夫人总是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 她坐了整整60年—— 不是单独一个人，总有访客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67-68)。为了这漫无边际的闲聊，克罗夫人们在过去50年中竭力收集各类信息，在每个下午茶时刻，与人闲聊，汇聚、发散、传播各类信息。“她坐在椅子上与客人闲聊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像小鸟般将目光投向背后的窗户...... 因为每时每刻都会有新鲜事儿发生” (74)。
透过克罗夫人和她的客厅，我们顿悟：伦敦就在无数克罗夫人的出生、结婚、谈话、聚会、工作、死亡中生生不息，走向未来。“在了解伦敦时...... 应当将它看作人们聚会、聊天、欢笑、结婚、死亡、绘画、写作、表演、裁决、立法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要去了解克罗夫人。只有在她的客厅里，宏伟的大都会的无数碎片才会被拼接在一起，成为鲜活、可理解、迷人、令人愉快的整体” (74)。
伍尔夫在《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Abbeys and Cathedrals”）中描写了伦敦的生死，揭示教堂乃伦敦生生不息的象征。
她从宗教、历史、文化、心灵等视角呈现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的 “景象”，描述肃穆的景象中隐藏着生与死的奥秘。“圣保罗大教堂的宏伟壮丽中包含着神秘的东西...... 伟大的政治家和活动家虽然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似乎依然衣着华丽地接受同胞的谢意和掌声” (43-44)。“西敏寺既不是死亡安息之地，也不是德高望重者接受美德回馈的长眠室...... 早已逝去的诗人仍在这里冥思苦想，质问存在的意义” (46)。
教堂以独特方式昭示了生死共存的情形。教堂既是死者的安息地，又是生者的婚庆场所。我们可以从每一寸墙体上感受到已逝国王皇后和诗人政客神采飞扬的鸿篇大论。“在这场绝妙的集会中...... 国王皇后、诗人政客仍表演着各自的角色......”(47）与此同时，风华正茂的新郎新娘正在光彩照人地宣暂结婚。伦敦的教堂就在逝者的辩论和生者的婚誓中安宁长存。
我们对生与死的本质有了顿悟：人们不用害怕死的黑暗，也不用害怕生的艰辛，因为生死循环，生生不息。“当园丁种下球茎或播下草籽后， 些植物又会重新开花，用绿草或草皮装点大地”(49)。
三、物境、情境和意境的交融
在上述6篇随笔中，伍尔夫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景、情、意层层递进、相互交融的特性，其多元境界组合包含着浓厚的物我合一、形神合一、言外之意等意蕴。我们不妨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 “物境、情境和意境” 论来阐明伍尔夫 “情景交融” 的诗意。
王昌龄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105)。
王昌龄的物镜、情境和意境分别代表如下内涵。物境：创作者置身于泉石云峰之中，将秀丽景物融入心中，用心揣摩，获得对物景之 “形” 的酷肖把握。它以观物取象为特征，以 “心” 感 “物” 获得 “景” 致，体现 “物我合一” 意蕴。情境：创作者以 “心” 悟 “景”，驰骋情思与想象，真切把握自身的 “情感”。它以景与情的想象性交游为特征，体现 “形神合一” 特性。意境：创作者用心感悟物景之 “象” 和心灵之 “情”，获得对超越于尘世万物与自我情感之上的 “意” 的把握。它以神与物游为特征，因心、象、意合一而获得带有普遍意义的 “象外之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物境、情境与意境体现 “情景交融” 的三个不同层次，而伍尔夫6篇随笔的每一篇都包含这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物境”：
叙述人整体观照伦敦码头、教堂、大街等具体景物后，凝练出多视角、全方位、整体的 “景象”。比如：一、从物质、历史、人文等视角展现 “伦敦塔桥”的雄伟、厚重和悲凉；二、从视觉、触觉、听觉、记忆等多视角展现 “牛津街” 的繁忙、奢华、温馨和悲伤；三、从传记、感觉、想象、视觉、审美等视角描写大作家卡莱尔和济慈的人生的艰辛、执着与优雅；四、从历史、理性、政治等视角描写国会下议院的权高位重与平凡普通；五、以全景聚焦模式，用克罗夫人及其会客厅的忙碌和琐碎塑造伦敦人的日常形态；六、从宗教、历史、文化、精神等视角展现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的肃穆和热烈。“景象” 以客观 “物性” 的表现为主导，叙述人的情感隐藏在视角选择和塑形方式上。感性观察、理性概括和审美判断均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层次：“情境”：
叙述人用心感悟已塑形的 “物境”，依照自己的性情，领悟其深层的 “情” 悟。比如：一、伦敦无以计数的货物是建构伦敦美的元素；二、牛津街奢华的毁灭与重建的根源是人的欲望与冲动；三、卡莱尔的成就源自拼搏，济慈的优雅源自安之若素的英雄气概；四、伟大政治家的雕像是由于为国奉献而塑造，并非因为个人魅力；五、热衷于收集和传播伦敦日常信息的克罗夫人是伦敦人的形象代言人；六、逝去的政客名流依然在教堂中扮演角色，发表宏论，逝者如生。这一层面的 “情” 悟是对第一层次的 “物景” 的进一步洞悉，它以叙事人的生命感悟为源泉；依然保持 “象” 的生动性，但主要体现 “悟” 的深刻性，具有原创性，展现 “景” 与 “情” 的融合。
第三层次：“意境”：
叙述人超越于 “物境” 和 “情境” 之上，彻底剥离他与现实和自我的关联，以超然心境获得对人类共通 “意味” 的把握，实现物、情、意的合一。比如：一、货物丰裕与伦敦壮美的根基是身体的欲求；二、牛津街的繁华源自生存的压力；三、伟人为伦敦建构了魅力无穷的亮丽风景线；四、天下为公，伦敦无须再塑雕塑以颂扬并不具备的美德；五、真正的伦敦体现在普通人的聚会、谈话、娱乐、结婚、立法、死亡等信息的聚散中；六、死者与生者和谐共存，生死循环。“意境” 是言外之意和象外之境，是超越于世界万物与人类个体之上的存在之思和生命之道，它源自灵魂深处，是原初而永恒的。
伍尔夫《伦敦风景》的主要特性，是景、情、意的递进和融合，这正是她诗意创作的主要特性。伍尔夫之所以将 “情景交融” 视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因为她始终坚持文学 “是完整而忠实地记录真实的人的生命的唯一艺术形式”（Woolf 1958：141）这一生命情感说，因而她能既深入其内，又飘然其外；不仅达到由表及里的深度，而且达到超然物外的高度。
结语
正如中国清代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言，真正杰出的作品需达到这样的境界：“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融，荣悴之迎，互藏其宅” (309)。万物生生不息的灵动跃然纸上，情中有景，景中有情，两者妙合无垠，内含无穷妙处。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为我们提供了范例。